如果要讀懂古蜀文明,三星堆博物館和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是必打卡之地。讓我們把聚光燈分別打在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和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看看能在這里觀賞到哪些特別的文物。
三星堆博物館
國之重器的饕餮盛宴
“三星堆是迄今在西南地區(qū)發(fā)現的范圍最大、延續(xù)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三星堆古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fā)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朱亞蓉告訴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三星堆是古蜀國都城所在地。三星堆是以青銅器為代表的青銅文明,在同時期下可以與同期中原地區(qū)青銅文明相媲美,既獨樹一幟又相互關聯,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若論全國博物館頂流,三星堆博物館一定位列其中!扒嚆~大立人,是三星堆博物館不可錯過的文物!敝靵喨乇硎荆谌嵌驯姸嗟那嚆~雕像群中,無論從服飾、形象還是體量等各方面看,大立人都堪稱青銅像中的“領袖”人物。就全世界范圍來看,三星堆青銅大立人也是同時期體量最大的青銅人物雕像。
其實,在金沙遺址也出土過商周銅立人,兩者之間除了體量、發(fā)式等差別外,也有大體相同之處!皬捏w量上看,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和金沙銅立人的大小懸殊,但從圖像特征、重要象征符號的運用上,卻是一脈相承! 三星堆博物館學術研究部部長吳維羲告訴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二者總體的賦形方式一致,包括總體姿態(tài)(立姿)、戴冠(太陽冠)、具有宗教祭祀意味的雙手姿勢等。雖體量有別,但顯示出三星堆文明與金沙文化之間的內在傳承關系。就造像本身看,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和金沙銅立人都應是反映某種祭祀情境。“我個人認為,兩尊造像內涵大體一致,都可能與‘日祭’儀式有關。二者體量之所以差別甚大,可能與相應時期財力、銅礦石原料獲得的難易度有關!
看到金杖的一刻,猶如看到古蜀國王拿著這一象征最高權力的“法器”,指揮著古蜀臣民的一切。全長1.42米,直徑2.3厘米,凈重約500克的金杖,系金條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而成。靠近細看,端頭上雕刻有兩個前后對稱的人頭圖像。杖內部上方有兩只鳥頭部相對,下方是兩條魚背部相對,鳥和魚的頸部各疊壓著一根似箭翎的圖案。
而在金沙遺址也有一件類似的文物--金王冠帶,兩件文物上有驚人相似的圖案,都出現了魚、鳥和箭的元素,吳維羲表示,目前學術界有觀點認為,該圖案表現的是以魚和鳥為祖神標志的兩個部族聯盟,形成了魚鳧王朝;圖案中魚和鳥的圖案便是魚鳧王朝的徽號、標志。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金杖上的魚、鳥圖象征著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借以通神的法器,對這件法器性質則有“王杖說”“法杖說”“祭杖說”等,“不論是哪種看法,認為金杖具有‘權杖’的性質是一致的外,也有很多相同性和差異性!
金沙遺址
博物館變網紅打卡地
“最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金沙遺址就有人群活動的遺存。祭祀習俗不晚于距今3500年左右,這幾乎和三星堆遺址作為都邑的時代同時!背啥冀鹕尺z址博物館館長朱章義說,金沙遺址物質文明最輝煌的時代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其間很多文化因素極有可能受了三星堆影響:文化遺存相類,都有專門的祭祀區(qū)、居住區(qū)、生活區(qū)、墓葬區(qū),以稻作農業(yè)為主,祭祀文化濃厚,神權政治非常明顯,器類同質化現象亦非常明顯!皬倪@個層面來說,不可否認它們有著極深的淵源!
不過,兩者也有不同的地方,在考古學家們不斷追問三星堆與金沙的關系中,朱章義認為,“從種種跡象看,它們的主體文化明顯有前后延續(xù)的物證可循,因此,我們還是傾向于它們之間具有明顯的文化承襲與發(fā)展關系。”
其實,金沙遺址博物館不僅僅是博物館,更是一座遺址公園。考古發(fā)掘現場、珍品陳列、森林、草地、小鹿,都讓人忍不住拍照留念。在與金沙鹿苑的梅花鹿互動時,回想起埋藏在金沙遺址祭祀區(qū)內數以千計的鹿角,仿若闖入了另一個時空,踏上古蜀文明之路。
遺跡館和陳列館是金沙遺址博物館內的兩大必逛館,分別位于摸底河的南北兩岸,一方一圓,剛柔并濟!斑z跡館是金沙遺址大型祭祀活動場所的發(fā)掘地,是目前中國保存最完整,延續(xù)時間最長,祭祀遺跡、遺物最豐富的祭祀遺存。站在內,能看到發(fā)掘現場的原生態(tài)場景,可以沉浸式感受3000年前古蜀王國氣勢恢宏的濱河祭祀場面。”朱章義說。
陳列館內,“太陽神鳥”金飾圖案靜靜躺在中央,熠熠生輝,作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第六任院長單霽翔曾說,“太陽神鳥誕生于距今約3000多年的商周時期,又在21世紀第一縷曙光照耀在中華大地上之時出土。這圖案多漂亮、多神氣,多么富有動感,作為國家的文化遺產標志,我認為是很好的選擇!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朱章義告訴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金沙遺址與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遺址、戰(zhàn)國船棺墓葬共同構建了古蜀文明發(fā)展演進的四個階段,共同證明了成都平原是長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華夏文明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為中華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體”學說的確立提供了重要佐證。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