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星堆到金沙遺址，未完待續(xù)…

　　無論在學界還是在公眾領域，三星堆都是近年來影響力最大的考古遺址。

　　三聯書店近期出版的作《追尋三星堆：探訪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以三星堆遺址為出發(fā)點和核心，對寶墩遺址和金沙遺址，也進行了深入采訪考察，并將視野放大到整個長江流域。據悉，該書的作者團隊在發(fā)掘的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采訪了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長雷雨、前站長陳德安等學者，以及專家如北大文博學院孫華教授和社科院考古所施勁松研究員，從不同的角度，權威解讀三星堆遺址，還涉及神話與史實、發(fā)掘研究歷史和現狀，更加深入地探討了很多學術上的爭議和大眾的疑惑。

　　同時，除了三星堆遺址，對于它的“前身”寶墩遺址以及它的“后世”金沙遺址，也進行了深入采訪考察；由此建立時間坐標，從比較完整的時空框架上，瞄準三星堆，而不是孤立地觀察這一個遺址。

　　僅僅停留在三星堆是不夠的，作者們又將視野放大到整個長江流域，為讀者拓展更大的知識背景。書中對專家學者的訪談，提供了大量權威資料，破解了以往存在的很多誤解和謎題。

　　考古是一門枯燥又有趣的行業(yè)，作為大眾，要真的了解我們的古蜀文明乃至中華文明，需要專業(yè)人士的解讀，也需要通俗的表達方式，我們節(jié)選書里部分內容，以便讓讀者能站在歷史更廣闊的角度去了解其中的奧秘。

　　三星堆的發(fā)掘還未結束，古蜀文明還有哪些秘密，我們未曾了解，當面對這些出土文物時，接下來的考古發(fā)掘工作依然值得期待。

　　一

　　“三星堆”，其實是遺址區(qū)中的三個土堆，有學者認為這三個土堆曾經是一道相連的城墻，而現在殘損的三個土堆只剩下半個了，高度也比從前降低了些。

　　陳德安是1986年發(fā)掘“祭祀坑”時的考古隊隊長，他清楚地記得，那年的7月，金杖、金面具、龍虎尊、青銅人像陸續(xù)出土，讓人們看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地下世界。而1號坑剛剛發(fā)掘結束，2號坑就被發(fā)現了，連續(xù)出土的兩個坑，使它們相互之間成為參照，提供更多的互補信息。

　　2號坑露出來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件青銅頭像，雖然只有一角，卻是仰面朝上。青銅的，陰森的，冷峻的，毫無一點表情的3000多年前的人像。從這個頭像開始，一個更龐大的青銅世界被打開了。與1號坑共420件出土遺物相比，2號坑出土遺物的數量要多得多，也精美得多，1300件的出土遺物中，有735件是青銅器，其余有金器61件，玉器486件。

　　直到現在，每一個在博物館里看到這些東西的人仍然會發(fā)問：這些青銅器是從哪里來的？做什么用的？

　　大多數說法認為，三星堆青銅器與中原青銅器類似，都是祭祀用品。同時期中原商王朝的青銅器，更像是人與神之間的一般中介物，是一種溝通的媒介。但在三星堆的宗教系統中，這種介質不再是幾何形的器物，而是神像或祖先本身�！皬默F在的考古來看，三星堆沒有發(fā)現文字，但這些神像可能成為我們解讀三星堆最直接的渠道。它給出的信息量和信息價值既與文字不同，也與中原青銅器物不同，其他文化要猜統治階級什么樣，三星堆卻有明確的形象，給我們提供了統治階層的很多信息�！睂O華解釋說。

　　施勁松認為，1號坑的遺物以青銅人頭像、龍柱形器和金杖為主，它們可能是部族首領的形象和王權的象征物，因此1號坑埋藏的是宗廟內的器物；2號坑以青銅太陽形器、神樹、神鳥、雄雞、眼睛形器和表現祭祀場景的器物為主，其主題是太陽崇拜，出自神廟。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坑出土器物看似非常豐富熱鬧，但其實完整的屈指可數，很多都是殘損的、碎片的，還要做大量的復原和研究工作。今天，相關工作人員還在繼續(xù)復原1、2號祭祀坑內的青銅殘件。

　　二

　　從1986年三星堆兩個“祭祀坑”被發(fā)現到現在，已過去三十多年。

　　從1、2號坑出土之后，那些奇異的青銅器將三星堆推向了考古界的風口浪尖，也讓它以各種假說的形式，出現在大眾視野。自此之后，考古隊一直在進行城址的勘測和發(fā)掘，試圖還原出更重要的屬于這座古城的樣貌，而不是單純地局限在對器物的研究上。

　　發(fā)掘結束后，1、2號“祭祀坑”成了旅游景點，搭上棧道和給游客休息的小棚子。很長時間以來，兩個坑就這么被游客參觀著，想象它們曾經塞滿寶物的樣子。2019年12月，一次偶然的機會，棧道墻腳下，露出了一個角，迅速探測之后，現任三星堆考古站站長雷雨和他的團隊覺得這里可能有東西。

　　露出角的那個坑便是3號坑。今年67歲的陳德安起初還不太愿意相信新坑的出現，但還是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唯一的蛛絲馬跡被蓋在了棧道下面，很難看清楚，只能用手摸�！笆莻�尊，大口尊。”憑借多年的考古經驗，以及過手過所有1、2號坑器物的手感，三星堆的青銅器，任何一種器形、質感，他都很熟悉。

　　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人相信這里還會有新的發(fā)現。雷雨和他的同事迅速進入勘測階段，6個新坑的開口陸續(xù)被發(fā)現，幾乎是夾在1、2號坑之間的30米距離內，四大兩小，大的與1、2號坑類似，小的則呈正方形。

　　為什么8個坑緊緊挨著，卻隔了30多年才發(fā)現其余6個？雷雨解釋道，起初確實沒人相信還會有“祭祀坑”，有些學者會更期待找到王陵或墓葬坑；再加上旅游設施的修建，把這6個坑完全遮住了。就這樣，它們又在地下沉睡了幾十年。

　　三

　　20世紀80年代，不只是三星堆，全國各個區(qū)域都迎來了史前和先秦考古的黃金期，東北紅山、浙江良渚、遼寧碣石宮等都有重大的考古發(fā)現，三五千年前豐富多樣的面貌逐漸浮現出來。

　　1981年，考古學大家蘇秉琦發(fā)表了《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問題》一文。在此之前，他已經提出過“文化區(qū)系類型”的概念，并提出了六大文化區(qū)系以此確立了中國史前文化發(fā)展演進大致的時空框架。

　　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開始，殷墟便成為其他地域考古的一個參照系。如果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殷墟考古為代表的先秦考古是民族主義式的為中國尋根，那么到了1980年代，以“區(qū)系類型說”為背景的各地考古，更是一種地域性尋根，來佐證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就好比我們曾經認為中國應該是一條大河分出若干支流，但到了80年代，或許應該將幾千年前豐富的文化面貌看成若干條小河并流而行，最終匯聚成一條大的河流。

　　如今再從這個背景來看三星堆的考古，可以更加明確三星堆的價值。按照張光直先生的說法，點布在“夏商周三代”政治地圖上的數千座城市，經種種無形的紐帶連為一體，構成行政控制和財富分配的分級系統；而城邑的分級體系大體上與氏族和宗族的分級分層相吻合。古代中國的每個“國”，都是一個由若干等級不同的城邑構成的網狀組織。三代初期這類國很多，每個國可能又包括了數量較少的城邑。經過戰(zhàn)爭與攻伐吞并，國的數量減少，而尚存的每個國內的城邑卻在增加。

　　各級城邑之間的互動行為有政治結盟、貿易往來、攻伐交戰(zhàn)、婚配結親，這些因素也在不斷促使著“國”的減少�！跋纳讨堋比齻�時代，似乎都有一個國家占據著優(yōu)勢地位，但這個國只是它們那個時代最顯赫的國家，而絕不是唯一的國家。三星堆所屬的古蜀國，就是這樣一個與中原王朝并存且獨立的古國，而且是一個未曾間斷的、自成系統的文明體系。

　　四

　　金沙遺址最初受到重視，是因為發(fā)現了此前只有三星堆遺址才發(fā)現的玉器。隨著考古發(fā)掘的展開，兩個遺址中部分器物的相似性，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究竟有什么關系？

　　長期研究三星堆遺址的孫華說，金沙遺址與三星堆一些器用制度很相似，“三星堆里面的一些東西，絕大部分在金沙也能看到。包括一些具有宗教性和神秘性的東西，比如說凸目尖耳的神像，金沙雖然沒有大神像，但小神像造型一樣。三星堆遺址有手被捆著的石跪人像，有石蛇、石虎，還有頭上辮發(fā)像一本翻開的書的石人像，在金沙也常見，而且更多……說明金沙遺址是成都平原繼三星堆文化以后興起的另一個文化中心�！�

　　通過對三星堆兩個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青銅人像的比對分析，孫華發(fā)現三星堆的統治階層明顯分為辮發(fā)和笄發(fā)兩個族群，前者代表的是掌握行政權力或軍事權力的世俗貴族，后者代表的是掌握祭祀等宗教權力的神職貴族。到了金沙時期，無論是小銅立人像還是地位低下的雙手反縛的石跪人像，都是辮發(fā)而未見笄發(fā)。

　　這種變化是如何形成的？從三星堆遺址的廢棄到金沙遺址的興起，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相對外族入侵說、災變說，孫華更相信這是三星堆王國內部沖突的產物，“由于三星堆是由兩個族群聯合執(zhí)政的古代國家，聯合執(zhí)政意味著一種平衡，平衡一被打破就容易出現問題”。

　　考古工作者曾在陜西南部漢水流域的城洋銅器群、城固縣寶山遺址、紫陽縣白馬石遺址等地，發(fā)現與三星堆文化末期遺存和十二橋文化遺存相同的銅器和陶器。在孫華描述的三星堆王國的衰亡圖景中，三星堆人的一支穿越大巴山系進入漢水流域，進而進入關中；留在成都平原的一支遷往成都市區(qū)一帶，促成了金沙遺址中心的興盛。

　　但從三星堆到金沙，考慮到濃厚的傳承色彩，如果把金沙遺址作為一個政治中心，卻始終沒有發(fā)現城墻，這也讓人難以理解。伴隨三星堆遺址新的考古發(fā)掘，從三星堆到金沙，那些關于古蜀文明的謎團或許能得到更多揭示，帶給人們更多新的認識。 (整理自《追尋三星堆：探訪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